在你争我抢、百花盛开的女娲文化活动背后，究竟隐含着多大的文化能量和经济潜力？作为全民共享甚至也是世界人民共享的文化资源，女娲文化被各地通过有限的方式、有限的范围和有限的力量展开产业化竞争。

究竟是保护了女娲文化还是撕裂了女娲文化，是弘扬了传统还是变异了传统？女娲文化实践最终效果是政绩工程还是文化工程？这引起学术界一些专业学者的忧虑和疑问，也引起人们对女娲文化乃至于整个中国的古典神话文化与信仰的未来前景的思考。

学术研讨会的形式化对女娲文化实践带来的实际效应问题值得思考。很多地方的文化经济依托女娲学术研究项目，来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将学术研究当成指导文化经济的理论支撑。

但是越来越多的地方文化活动显示，很多学术研究活动由于受研究思维、方法和水准限制，在利用了女娲文化的地域背景做文章的同时，却又囿于一些狭隘背景，误解了女娲文化的实质，实际上对当地文化发展并未产生预期的指导作用。

尤其是一些对女娲文化甚至整个神话发展缺乏专题研究的学者，所参与的研讨会很难想象其学术效用。对普通大众来说，一篇有关于女娲文化的重要学术论文，对其影响还赶不上一个街头女娲文化广告牌效应。女娲学术研究活动常常成为女娲文化活动过程的点缀品和挡箭牌。

一些权威专家、知名学者一旦参与地方文化的研讨分析，将自身观点加入到地方文化建设中，就可能会在舆论上、思想上对地方文化发展方向造成影响。涉县、平利、秦安等地的女娲文化发展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民俗学家、文化人类学专家的介入来形成女娲文化氛围。

其中有一些地方在利用女娲文化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将原本并不丰富的女娲文化资源进行包装和放大，引导学者按照变异后的资源形式进行研究论述，结果进一步带来了女娲文化的膨胀，形成恶性循环。

例如山西吉县的“女娲遗骨”、湖北竹县女娲补天“绿松石”等说法，其实都是对神话传说文化的误解。具体来说在一次女娲文化研讨会上，竹山县委书记称20世纪末发现世界最大的以绿松石为主的五彩石矿带，这与《山海经》中“女娲炼五色彩石以补苍天”之说异曲同工、不谋而合。

新华社等多家媒体在报道中均称，“竹山占世界总储量70％以上的绿松石，即是传说中女娲炼石补天的五彩石”。有的学者甚至批评以女娲为代表的公祭活动的行为是蓄意制造虚假文化记忆，糟蹋传统文化，“如此盲目、一窝蜂地乱搭‘文化台’，对人民群众与子孙后代是不负责任的。”

这样的研究态势显然不利于女娲文化的持续发展。学术研究对文化实践所带来的不应是文化干预、文化干扰，更不应是文化变异、文化污染，而是文化指导和文化净化。支持文化实践的多元化、自主性同时，也加强文化实践的规范化与纯洁性。

女娲文化不是通俗文化、流行文化，而是一种经典文化、严肃文化。女娲文化的生产发展，不同于流行文化、时尚文化，不是制造噱头，供大众片刻娱乐性的消费咀嚼，而是要通过女娲文化生产，为民族精神的张扬、社会经济发展、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丰富提高，提供有力的支撑。

神话本源于原始文化，是人类童年时代生产力低下、对自然社会高度幻想和象征性反映的产物。随着人类社会进程变化，人的思维方式、精神心态发生变革，神话的意义内涵和价值系统不断得到调整，在各时代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认知标准和要求。

如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历史化、道德化、哲学化，魏晋南北朝以后的世俗化、艺术化、宗教化，都将原始神话信仰不断推向一个新的思维高度。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了走向本土化，保护传统文化，神话研究进入了新的文化实践时代，女娲的原始神话属性已经不再，而新的观念体系又没有建立。

这不禁令人感到困惑：原始意义上的女娲神话在当下文化环境中究竟有无生存能力，目前所显示的这种亲和现象能维持多久？神话的生成与演绎在现代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时空位移，如何重构女娲神话来适应发展需要，这应当是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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